分享主义:一个新世界

过往百年间,人类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前所未有。除了科学进步,更经历了社会模式和人文思想的大跨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人类从惨烈争斗的硝烟后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未来、安全和命运,但是直到新科技到来之前,人们仍然难以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难题,那就是由谁来决定公平、正义和真相。传统社会依赖国际政治、媒体、法律和商业资本分配来让整个社会维系平衡,但是愈发艰难。社会在迷失中一方面使越来越多人们对宗教更加依从,而另一方面世俗主义也同时在加强。 归结到底是全球性的对公平和权力、以及幸福与宿命的定义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分享主义(Sharism)起源于对互联网络行为的分析,尤其是源自于2000年以来互联网走向2.0时代后,越来越多的用户创造内容呈现爆炸去世后所产生的种种潜藏的力量浮现出来。自“分享主义”从2007年提出后,引发了国际学界越来越多关注。 分享主义试图解释人类社会中对信息和物质分配的割裂的部分,例如为什么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虽然在字面被普世接受,而现实中知识却往往让位于其他权力。虽然半个世纪来知识与资本之间的紧密关联已经显现,但是信息是否真正平衡地驱动整个世界,或者是否继续“马太效应”,迄今都没有合理的解释。 分享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是可以规约为“分享”行为的畅通与否,而且是否可以产生公平的后续结果,并产生社会性平衡,是我们要探索这种新哲学的原因。

分享主义是关于分享的哲学而且汲取自多种学科。分享主义包含但是不简单等同与分享动作,更不是简单地给予(Giving)。 这是一条新的哲学路径,帮助我们探索我们人类探索、学习、交易、创造的真正模式是什么。 在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时代,分享归结为生存需要,之后变成情感投入或者宗教引导,到十九世纪后又被认为是“利他主义”(Altruism )的道德表现。 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渠道成为每个人可以与世界联通的去权力、去中心结构,这时候分享行为所带来的愿景就变为人人可以透过分享得到社会认可,而信息与资本的趋同,也让分享得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回报。从信息到物理世界,终于可能建立一条本体性(Ontological)连接。 从个体到社会到分享渠道,形成新的经济模型,并且可能更公平地达到平衡点。所以分享主义首先是建立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一个统一,让真实世界和认识之间形成一个可见转换。

所以互联网社会上的连接,无论是社会性网络(Social Networking)还是日益微观化的内容与分发渠道,都加强了这种分享行为的自我实现印证,实现“分享越多,获得越多”(The more you share, the more you get)的简单法则。每个个体的分享都在这种分享带来的社会性扰动中产生多变的回报和后果,规约社会的行为。互联网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所带来的一次次冲击,无论从维基解密还是到中国网民对腐败官员的人肉搜索,都是在规约的过程中加强分享的本体价值。 而宗教体系、道德体系中所倡导的分享,也可能第一次真正科学化,让人们看到自我的分享不仅仅是利他主义,还可能同时是利己的(Egoism)。利他和利己能够融合,或成为有史以来最令人激动的统一。
解决了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很多纠结很久的问题可能迎刃而解。首先是人类如何传承知识和学习,传统教育学中所逐步分层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想,都因为社会整体价值观相互矛盾而让教育体系本身成为学习的拖累。 建立在分享路径上的学习,不但改善了课堂关系,还促使学习者直接置身于真实并且放大的社会关系中,体验到知识的相关性。在分享中学习(Learning by sharing)也会和在行动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一样带来逐级放大的循环效应,为学习者带来积极的反馈效应。在新的设计中,教育体系可能成为最对等的学习网络。

现实世界最受到关注资本利润,在分享主义时代也有新的定义,实际上商业公司也能够从分享主义中获利。在强势的资本主义环境下,消费者曾经几乎没有决定能力,权力被操纵在大的垄断企业和托拉斯怪兽中,利润被层层盘剥到少数群体,而且又可能被滥用以影响大众的其他权利。而为了利润这一简单目的,企业内部也会任意过度使用推销手段,或者制造更多不透明的消费者惨剧,最终企业也会丧失可持续性。在走向分享主义中,个体消费者可以利用信息工具来表达对产品、服务、品牌的态度,而且能够聚集起同样的行为,从而让很多行业被剥掉外衣,裸露在公众的瞩目下,变得难以再谋取暴利。但是如果企业发生积极改变,也和普通消费者一样去分享,就可以在其内部掀起与公众对话的可能,并在产品和服务上引发快速响应,去满足用户的方式带来利润空间,而不是靠信息不对称来获取暴利。良性的产品则更有机会随着分享信息进入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消费和产品成为相互的正反馈。 创新和科学进步,也会不断加速。

有更多创新,社会的进步当然会进一步加快,也必然会加速全球共同思考解决共同的问题。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带来全球知识分享的可能性,而且会如同生物大脑的神经元网络一样不断积聚新的智慧,将整世界连接成为如同一个社会性大脑(Social Brain),而这个大脑所时时这种云智慧。当区域问题和国际问题反复分享并粘结时,人类将会认真面对自己的前途问题,甚至推演到整个宇宙的演进。分享主义依存于广泛渗透的技术网络上,所以每个个体是否加入到网络上极为关键,所幸的是,我们正在看到这种渗透率的增长,而正在出现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更让世界的各个角落可能有分享出来的现场数据,给我们提供更多可信的参考,让人们形成准确判断和决策。当每个个体能够感知到社会网络给予的力量,一种类似传统宗教作用的神圣性(社会性上帝)的形成也许将挑战传统信仰。

社会性上帝也将影响到政治格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约而同遇到了发展障碍,虽然民主制度成为共识走向,却因为代议民主的自然程序缺陷而无法让民主的真正含义得到善行。和宗教的精神一样,民主的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无法得到真正践行,反而会因为少数人过度使用权力而使其变形。分享主义朝向直接的即时性民众,信息在分享接力中流转和发挥“投票”效力,并最终让分享者直接受益。这将使充满繁文缛节的民主过程更加透明,自然形成民权的最大化。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分享主义眼下不能回答,但是人类在解决自己生存空间和信息空间的不对称方面,至少可以跨出一步。如果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群体智能真的能够带来社会的全面改进,我们自然可以产生一种信心:或分享解决个人问题、协作解决恶化的区域问题,或在分享中得到全球问题的答案。在新世纪,人们清楚意识到人类利用战争解决争端的空间已经非常小,而各国政府则必须接受自下而上的重建才有可能让复杂的问题消融在民间分秒不停的对话中,否则可能变成社会智能的拖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分享的信息架构下所实现的公平和正义基础上,也让人人平等并最大化获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