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谷歌是被绿坝们做了，所以李开复也急火攻心，住进了医院。好好地过尊贵日子，突然变得低俗下作。里外不是人，谁都觉得委屈，这哪能不急呢。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谷歌中国在公关策略上的失误，对社会情报的轻视，在对待政府关系上的暧昧表现，以及失去群众基础都是今天这种局面的内在成因。在两年前给Google 创始人的公开信中，我已经提醒了Googler们如何运作谷歌中国的原则：一味顺从和妥协，只能被当作鱼肉，不光被觊觎，而且可能被阳谋玩弄。今天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妥协中失去了自己的支持者，只能让操纵者感到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作为中国业务的执行者，开复不上火才怪。
当然，战略是无穷的。如何在危机中获得新的商业机会，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呢？Eric Schmidt 的表态看上去有点“远交”的味道，可以视作战略的一个言论准备，关键是中国的管理团队如何巧妙地利用眼下的弱势巧力而为，创造新的公关契机，甚至奇迹。
同样在那封春天的公开信中，我强调了“草根”的重要性。公司大了，就容易玩弄权势，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然后就忽视了个体用户的存在。谷歌中国显然是如此类别，除了花钱方式类似美国母公司，却并没有什么原生创新力。在产品策略上，除了一些奇技淫巧的混搭应用，基本上拿不出上台面的作品。那个免费音乐的服务，更是不伦不类。似乎是进攻性武器，又羞羞答答，不敢出击，连自己的域名都不敢用，所以也必然毫无作为。
无常的政府是争取不到的，即使私下达成协议，也会过期作废。相反，争取民众的支持才是谷歌能够生存而不是苟活的根本基础。虽然今天重申公开信中利用Adsense 的纯商业策略已经有些过于单一，但是这种思路并不过时。用合法、持续和纯商业的策略，远胜于玩弄技巧。政府公关是必要的，但是都当作是敷衍之道就够了。在“谷歌门”事件中，虽然已经陷入无法可依的状态，翻盘的时候，却仍然要步步循法，让构陷者掉进自己的洞里去。
延续草根的思路，与草根媒体协作，是谷歌唯一的出路。在当夏流行的Tee潮流中，谷歌不妨和Da Code或者GeekCook等团队合作，为Google Adsense 用户提供一大批清凉T恤。爱穿者，必然为谷歌的支持者。有符号的串联，谷歌就不会再次错失和草根的并肩机会了。
当然，也许聪明的谷歌人也许有更多以上原则下妙法，只要不是那些高考地图之类的雕虫小技，或者到大学演讲之类的浮名燥物就可以了。商业不纯洁，但是纯洁之心可以做持久的商业。
//南都专栏的内容略有和谐，请好事者自行用绿坝比对（主要是最后一段）
也谈对话
毛向辉
胡泳因看到了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在线上争吵的背后伤害和未来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由此对中国社会是否有对话精神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所言极是。 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他对哈维尔对话精神的《八条对话原则》，引来了一大批的锐推（相当于邮件的转发）。其中有一条很有趣，作者也是一位知名网人。他为八条原则增加了一条杜撰的尾巴：“后来，哈维尔到了中国，体验了一把中国特色国情。回到捷克，哈维尔翻出《对话守则》，增加了第9条：遇到傻逼，还是要骂。”一句话道出真谛，再怎么样做出尝试对话的样子，最后还是终止于一个词--- “傻逼”。
所以中国人的国骂就是锁上对话之门的钥匙。话一出口，钥匙就断在了锁里，立刻失去了尊重的底线。门关上，就只能变成隔墙对骂。于是骂不绝口，口无遮拦。上至父母，下至体物。围观人群也是随时参战，一时间硝烟弥漫，战鼓喧天，一地鸡毛。这时候再拿什么冷静、理性来说话都为时已晚，如同用超七十码的车速根本刹不住一样。
这当然不是对话的方式，连辩论也都算不上。到了民主社会，辩论是必要的，因为其信息的最大呈现和逻辑推演，可以作为分歧存在，也是必要呈现手段和最优选择的基石。但是对话更是日常需要的，需要融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对话，连辩论基础都无法达成，更不用说议事。中国现在有一批有热情的行动者，例如袁天鹏，正在努力推进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议事方法。但是也时常因为对话文化的缺乏而无法进入到议事规则本身，这样就导致了难于前进的僵局。
对话为初，有对话，才有游戏规则的共识。然后才有辩论的氛围，此后才能谈到议事。对话之初的最大敌人就是威权，中国人在家庭内部就有压制的传统，进而延伸到教育和社会。“傻逼”其实就是威权的一种，是人们无法控制对方时所扔出的脏弹，和“老子要教训你”的直接控制没有差别。但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父子无法对话，师生无法对话，官民无法对话，无不源自对这个“初”的损害。想建立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将威权解构，另一方面还要建构对话框架。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对量子理论和神经科学贡献卓越，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后来却因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开美国。于是他用其余生去研究对话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学界商界政界都有深刻影响的“玻姆对话”(Bohm Dialogue)。其中包含了颇为人性的“不可协商”概念。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差异过大，大部分情况下难以协商，也无法用逻辑和理性达成一致，很多不经意的争执都来源于此。既然承认“不可协商”的天然存在，却仍然要形成共识，就要用更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方法来转换“不可协商”的焦点。于是他和后来者（例如，彼得·圣吉等）也都提出过很多对话原则，经过教育体系的尝试，渐渐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很多层面。
玻姆对话中主要强调“自由空间”(Free Space)，保证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也就是在合适的对话尺寸下，所有的对话者应当遵循四个原则：1. 对话各方先不要做出任何决策；2. 暂停对别人意见的判断；3. 同时每个人应当足够开放透明（在第2点基础上才容易做到）；4. 在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建议。这几条原则看上去并不艺术，但是却时时能够帮助消解那些不经意的伤害，可以引导一个对话过程慢慢走上建设性。这些原则看上去简单，却很难在真实世界中得到实施，最好从很早期的教育中得到训练，这样才不至于出现难解的死结。当下中国社会，止损和维权虽然是第一位，从孩童就开始建构对话机制也刻不容缓。有了这些基础，才有更高水平的对话和群体的智慧，民主也就不是空谈了。
“绿坝”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对话失败案例。因为整个决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政策制定者在事件被媒体披露后一再丧失了对内对话的良机。直到最后演化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争端，才不得不尴尬收局。这个暂停强制实施的结果虽然是受到欢迎的，可是过程的流血非常多，甚至严重地割裂了一个社会。免费的对话被推成了昂贵的与虎谋皮，不得不说是一个糟糕的反例。当然对老虎可以最终关进笼子进行教训，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用笼子。相反要记得我们本来是为了打破笼子，所以眼下最需要的是一张张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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